禅茶渊源八论
鲍志成
茶禅文化是中国茶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和至高至美的境界，其思想核心集中体现在“禅茶一味”上。本文着重从“禅”的本义、“禅茶一味”的由来及其思想渊源、“精行俭德”解读探源、饮茶风起与禅宗兴盛的同步、茶叶主产区与禅宗流播区的重合、茶叶药用功能与禅僧坐禅入定的契合、茶之德性与禅人法性的融合、茶之至味与禅之真味和合等八个方面，探讨了禅与茶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指出禅得茶而兴，茶因禅而盛，禅与茶有机交融，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相映生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共同臻于东方禅茶文化的至高境界，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值得珍惜和弘扬的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关键词禅禅茶茶性茶德茶味禅茶一味
佛教尤其是禅宗与茶和茶文化自古水乳交融，渊源根深蒂固，素有“禅茶一味”之说。近年来茶事炽盛，各地冠名“禅茶”者名目繁多，“禅茶之乡”、“禅茶小镇”竞相登场，茶界说茶论禅众说纷纭。检索以往论者多从茶禅历史因缘、文化关联、相互影响等角度说起，诸如僧史茶事、茶道禅意之类，论之者不可谓少[①]。茶与禅因缘几何？这里试先厘清“禅”之本义和“禅茶一味”的由来及其思想渊源，着重从茶史、茶区、茶性、茶德、茶味之与禅史、禅区、禅僧坐禅、禅人法性、禅之真味关系为之一说，请方家大德赐正。
一、早期印度佛教“禅”的本义及其在中土的流变
“禅”起源于印度，其原意即指静坐敛心、正思审虑，以达定慧均等之状态。早在释迦牟尼之前，印度就有以升天为坐禅目的之思想。到世尊时代，开始出现远离苦乐两边、以达中道涅槃为目的之禅。
禅，梵文“禅那”的略称，意译为“静虑”、“思维修”等，是佛教普遍采用的一种修习方法，源于婆罗门经典《奥义书》所讲的，静坐调心、制御意志、超越喜忧以达到“梵”的境界。修禅，可以静治烦，实现去恶从善、由痴而智、由染污到清净的转变。使修习者从心绪宁静到心身愉悦，进入心明清空的境界。
定慧均等之妙体曰“禅那”，就是佛家一般讲的参禅。虚灵宁静，把外缘（外在事物）都摒弃掉，不受其影响；把神收回来，使精神返观自身(非肉身)即是“禅”。
大道无形，大音希声，禅，玄妙难言。禅的境界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与思维言说的层次不同的；但是，为了把禅的境界介绍给大家，仍然要藉言语来说明。六祖惠能开始，禅宗发扬光大，于是有棒喝、机锋、参话头、参公案，历来各家说“禅”、解“禅”、话“禅”、问“禅”，禅，堪称人类最难界定、解说清楚的概念。
禅的意义就是在定中产生无上的智慧，以无上的智慧来印证，证明一切事物真如实相的智慧，这叫作禅。《六祖坛经·坐禅品第五》：“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②]禅定者，外在无住无染的活用是禅，心内清楚明了的安住是定，所谓外禅内定，就是禅定一如。对外，面对五欲六尘、世间生死诸相能不动心，就是禅；对内，心里面了无贪爱染著，就是定。参究禅定，那就如暗室放光了！
拥有一颗平常心，人生如行云流水，回归本真，这便是参透人生，便是禅。人生中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当心灵变得博大，空灵无物，犹如倒空了烦恼的杯子，便能恬淡安静。人的心灵，若能如莲花与日月，超然平淡，无分别心、取舍心、爱憎心、得失心，便能获得快乐与祥和。水往低处流，云在天上飘，一切都自然和谐地发生，这就是平常心。
胡适曾说：“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铃木大拙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
中国的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中国化的禅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有禅的智慧。禅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生命的意义，活出美满幸福的人生。禅是一剂解决痛苦烦恼，走向快乐成功的良药，禅也是现代人的必需品。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在禅者的眼中看来，每一个季节都非常的好，禅者懂得顺应，顺应自然、顺应天地的变化、顺应社会。
众所周知，茶界公认茶道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和”，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中正”、“中和”思想[③]，这与“禅”起源时期的“中道”思想完全契合。茶之至味与禅之真味的有机交融，从根本上来说是两者在思想根源和文化价值上的契合和一致。
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奉菩提达摩为初祖，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据圭峰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所载，唐代之禅宗教派共有洪州、荷泽、北秀、南侁、牛头、石头、保唐、宣什（念佛门禅）、惠稠、求那、天台等诸派[④]，可见唐朝禅宗之盛。宋元时期，禅宗一花五叶（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七派（临济下分杨岐、黄龙），尤其是临济宗大行江南，流播东瀛，盛行天下，影响深远，绵延不绝。
禅宗自称“传佛心印”，用参究方法觉悟众生本有佛心为宗旨，认为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礼佛，不立文字，禅宗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即佛性)，故又称“佛心宗”。禅宗思想体系包括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体悟论、修持论和境界论等思想要素，其中心性论是它的核心内容。禅宗把自心视为人的自我本质，认为苦乐、得失、真妄、迷悟都在自心，人生的堕落、毁灭、辉煌、解脱都决定于自心。自心，从实质上说是本真之心，也称本心、真心，也就是佛性、真性。禅宗以“自心”为禅修的枢纽，提倡径直指向人心，发明本心，发现真性，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顿悟成佛果。也就是说，禅修是心性的修持。
在唐宋禅宗勃兴时期，禅宗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从终日枯坐打禅的“默照禅”到青灯黄卷、穷经皓首的“文字禅”，再到参话头、斗机锋的“看话禅”，既反映了禅宗不同的修持方法和得道门径，也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禅宗主体化过程中传教弘法路径的随缘方便化。这是佛教社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禅宗适应中国社会、得以确立主导地位的法宝。而以径山寺为核心的江南禅院临济宗和以大慧宗杲为代表的径山派禅门宗匠，正是这一历史潮流中的中流砥柱，发挥了中坚力量的巨大作用，所谓“五山十刹”之首、“子孙遍江南”，正此之所谓也。
但是，禅宗随缘应化的方便法门，并没有丝毫影响或降低其修习的水准和宗教法性上的提升。恰恰是这种社会化、生活化、方便化的无处不在的教团和修持方法，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而且在宗教实践中达到了至高至尊、自在妙用的修持境界，乃至在东方哲学、审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禅宗大义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直心”即纯洁清静之心，要抛弃一切烦恼，灭绝一切妄念，存无杂念之心。有了“直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心，若无“直心”，就是在最清静的深山古刹中也修不出正果。慧能认为佛法就是世间法，认为现实世界即理想世界，求道、证道、悟道在现实中就可进行，解脱也只能在现实中去实现。禅宗主张“平常心是道”[⑤]，这个所谓的“平常心”是指保持毫无造作、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不贪不嗔的虚静自然本真之心，就是自然而然、无我无为而无不为之心。
佛家言：无人无我观自在，不空不色见如来。禅宗的“无”不是世俗所说的“无”，而是超越了世俗认为的“有”、“无”之上的“无”。禅宗五祖弘忍在将传授衣钵前曾召集所有的弟子门人，要他们各自写出对佛法的了悟心得，谁写得最好就把衣钵传给谁。弘忍的首座弟子神秀是个饱学高僧，他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认为这偈文美则美，但尚未悟出佛法真谛。而当时寺中一位烧水小和尚慧能也作了一偈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⑥]。弘忍认为“慧能了悟了”。于是当夜就将达摩祖师留下的袈裟衣钵传给了慧能，因为慧能明白了“诸性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真理。只有认识了世界“本来无一物”，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无一物中物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俗话说的“没心没肝”才是真正得道之境。
“无我”、“无心”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与“无己”“无私”“忘我”相似相通。如何彻底破除“我执”，达到“无我”“无心”之境？古人以为集中心念，专注于修行实践，真诚感恩、无报施舍、无私奉献，就可以达到忘我、忘心之界，臻于无我、无心之境。由台湾茶人蔡荣章先生首创的“无我茶会”，无尊卑之分，无地域流派之分，无报偿之心，无好恶之心，无有一切分别心，从“无我”开始，排除私心杂念，心无挂碍，达成“忘心”、“忘机”的至高境界，迈向通达智慧的门径。
二、从“吃茶去”到“禅茶一味”的禅茶思想渊源
在日本茶道界盛传着这样一桩公案：一日，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开创者的村田珠光（-）用自己喜爱的茶碗点好茶，捧起来正准备喝的一刹那，他的老师一休宗纯（-）突然举起铁如意棒大喝一声，将珠光手里的茶碗打得粉碎。但珠光丝毫不动声色地说：“柳绿桃红”。对珠光这种深邃高远、坚忍不拔的茶境，一休给予高度赞赏。其后，作为参禅了悟的印可证书，一休将自己珍藏的圆悟克勤禅师的墨迹传给了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茶室的壁龛上，终日仰怀禅意，专心点茶，终于悟出“佛法存于茶汤”的道理，即佛法并非什么特殊别的形式，它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之中，对茶人来说，佛法就存在于茶汤之中，别无他求，这就是“茶禅一味”的境界。村田珠光从一休处得到了圆悟的墨宝以后，把它作为茶道的最高宝物，人们走进茶室时，要在墨迹前跪下行礼，表示敬意。由此珠光被尊为日本茶道的开山，茶道与禅宗之间成立了正式的法嗣关系。
这则公案旨在借用中国禅门机锋棒喝一类的公案，喻示村田珠光获得一休宗纯的认可，从而确立其茶道开山之地位。村田珠光30岁时到京都大德寺师事一休宗纯，学习临济宗杨岐派禅法。文明六年（），一休奉敕任大德寺住持，复兴大德寺。村田珠光从一休那里得到杨岐派祖师圆悟克勤的墨迹，现在成为日本茶道界的宝物。珠光在大德寺接触到了由南浦绍明从宋朝传来的茶礼和茶道具，并将悟禅导入饮茶，从而创立了日本茶道的最初形式“草庵茶”，并做了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茶道教师，改革和综合当时流行的书院茶会、云脚茶会、淋汗茶会、斗茶会等，结合禅宗的寺院茶礼，创立了“日本茶道”。
中日禅茶界一致公认日本茶道源自中国禅院茶礼，但在其源流、人物、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却存在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以讹传讹的版本。如关于禅茶起源，主张唐朝起源论的有“吃茶去”的赵州和尚从谂（-）说、夹山和尚善会（-）说、径山国一禅师法钦（-）说；“茶禅一味”的思想渊源是圆悟克勤（-）及其《碧岩录》，还是源自禅宗临济宗众多大德高僧和《禅苑清规》；尤其是，在制定、实施、推广、传播禅院修持法事活动、僧堂生活与茶事礼仪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和东传日本中，到底是哪位高僧大德发挥了关键作用，皆迄无定论。圆悟克勤的禅门领袖地位和禅学成就无可置疑，他的《印可状》在日本茶道界的至高地位也值得肯定，他的法系子孙成为南宋和元朝兴盛江南的临济宗各大禅院的骨干中坚力量，也举世公认。但从禅院茶会的实践样式、流播时间和对日茶道的直接后续影响看，显然不是他本人，而是继承他法统的径山弟子大慧宗杲（-）、密庵咸杰(-)、无准师范（-）等南宋临安径山禅寺的禅门宗匠，以及元代天目山狮子院“江南古佛”中峰明本(-)等。
进一步说，从《禅苑清规》关于僧堂茶汤会的详尽规定看，宋元时期的江南禅院都在流行以茶参禅的修习方法，许多高僧大德都是精于茶事、主持茶会的茶人。但是从现存的禅门公案、语录等看，却绝少提到茶事的。有人为了找到“禅茶一味”的出处，证明村田珠光从一休宗纯那里得到的究竟是不是圆悟克勤墨迹“禅茶一味”，查阅了各个版本的《大藏经》、禅宗语录，都没有“禅茶”或“茶禅”的记录，更没有“茶禅一味”或“禅茶一味”这种特别的提法。这就像“径山茶宴”一样，从无历史文献记载，却真实地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是一个真实的伪命题。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颇为符合人类认知存在的所谓“灯下黑”现象。因为茶汤会在当时的禅院的法事活动和僧堂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以致谁都不觉得这有什么要特别提及的，就像赵州和尚一句“吃茶去”，其实不过是当时用来机锋棒喝的各种各样的“方便法门”和一句习以为常的“口头禅”[⑦]而已。禅宗尤其是临济宗的教学与禅修方法，五花八门，诸如扬眉、瞬目、叉手、踏足、擎拳、竖佛、口喝、棒打甚至呵祖、骂佛等机锋，语录、公案、古则、话头、默照以及云门“三句”、黄龙“三关”、临济“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曹洞“五位”等等，纷然杂呈，令人眼花缭乱，难分难解。
同时，造成有所谓的“禅茶一味”四字真诀墨宝，也是对日本茶道界“禅茶一味”的说法妄信和误解所致，日本茶道界本来就没说有圆悟克勤书写的四字墨宝，他们崇敬备至的，只是一幅圆悟克勤写给弟子虎丘绍隆（-）的《印可状》而已。
三、茶为何“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陆羽《茶经·一之源》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对于这句话中的“精行俭德”一词，不少人查字典，翻古籍，短句读，释精义，至今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当代茶圣”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解释为“注意操行和俭德”[⑧]。此外，还有“品德端正俭朴”、“品行端正有节俭美德”、“品行端正有勤俭美德”、“精诚专一，没有旁骛，品德简约、谦逊而不奢侈”、“‘精行者’，无非即注意操守，品性端正之谓也；而‘俭德’呢，即‘节俭之美德’是也”、“精诚专一，待人谦逊和蔼，不放纵自己”、“注意操行具有俭朴美德”等说法。这些解释大多把“精行”和“俭德”并列，分别释义，前者基本是品行端正之意，后者基本是俭朴美德之意[⑨]。还有人特别从词性解释云：“此处的‘行’是动词，而‘精’是专一的意思，用以说明‘行’的程度。《古今韵会举要·庚韵》谓‘精，专一也’。所以‘精行俭德’应该理解为‘专一践行自律品德’。”此说何据？该文云：“‘俭’有节约、节俭之意，这是众所周知的。关剑平先生在研究茶的精神时，首次发掘出其更深层次的含义，他在《茶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俭字本意即为约束、限制、节制’。其根据是《说文解字》释‘俭，约也’。段玉裁注云：‘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这一发现足以让关先生成为陆羽的解人，因为陆羽更看重的应该是具有约束，尤其是自我约束的能力和觉悟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能够自律的人。”[⑩]
笔者认为，“精行俭德”其实源是佛家常用语，是“精进修行”、“俭以养德”的简称或缩略。所谓“精行”，就是勇猛精进、勤勉修行；所谓“俭德”，就是俭以养德、守素崇德；其本义就是勤勉奋发以修行、清苦俭朴以养德[11]。所谓“精行俭德之人”，就是勤勉精进修行、清苦俭素以养德之人。实际上，这样的人就是亦儒亦僧的陆羽自己那样的“节士”“行者”，就是苏东坡《叶嘉传》所称道的秉性高洁的“清白之士”和托名元人杨维桢所作的《清苦先生传》所称赏的励志力行的“清苦先生”[12]。换言之，就是为了信仰和理想舍身忘躯、精进修行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修道者”，就是禅门里那些简衣素食、历尽磨难、孜孜以求、追求宇宙真谛和生命觉悟的“苦行僧”。
且不说佛教《四十二章经》、《四分律》等对僧人修习行为的严格戒律规范，单从《禅苑清规》中对僧人参加茶会的言行举止所作的近乎苛刻严厉的详细规定，就可看出禅僧修行生活之艰辛。如果一个僧人参加在寺院禅堂举行的茶汤会，入内“安详就座”时，“弃鞋不得参差，收足不得令椅子作声。正身端坐，不得背靠椅子。袈裟覆膝，坐具垂面前。俨然叉手，朝揖主人。常以偏衫覆衣袖，及不得露腕。热即叉手在外，寒即叉手在内，仍以右大指压左衫袖，左第二指压右衫袖。”吃茶时“安祥取盏橐，两手当胸执之，不得放手近下，亦不得太高。若上下相看一样齐等，则为大妙。……不得吹茶，不得掉盏，不得呼呻作声。取放盏橐不得敲磕，如先放盏者，盘后安之，以次挨排，不得错乱。右手请茶药擎之，候行遍相揖罢方吃。不得张口掷入，亦不得咬令作声。”吃罢谢茶退堂时，要“安详下足。问讯讫，随大众出。特为之人须当略进前一两步问讯主人，以表谢茶之礼，行须威仪庠序，不得急行大步及拖鞋踏地作声。”[13]如此详细的规定，与军训相比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把“精行俭德”放回到佛教语境下正本清源以后，我们发现其含义其实并不复杂，也不难解，它就是“精进修行”“俭以养德”的略写。陆羽是一个弃婴，无父母亲属，从小在寺院生活长大，寺院生活、禅宗思想对他个人的生活和人格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虽然容貌丑陋，性格古怪，但天资过人，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故有“陆文学”之号。他嗜好茶事，一生事茶，研究茶史，考察茶区，开创茶道艺术，集成茶文著述，完成名垂千古的《茶经》。他亦儒亦僧、放浪江湖的一生，充满着传奇故事，厉行着分发向上，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充满着正能量，是一个很好的励志典型。正是“精进修行”、“俭以养德”的精神，成就了他的传奇人生，说白了，他就是“精行俭德之人”，而茶犹如苏东坡所誉“青白之士”的君子之德和诸多天然药用功效，恰恰能满足也契合这样一些为理想为信念孜孜以求、永不放弃的精进修行之士。诚如中国佛学院教授宗舜法师所言：“他把这个精行俭德这四个字拿来提炼，作为对茶的概括，其实跟他受到的禅宗的思想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精行，就禅堂里面坐禅的禅师们，是要放一块心板在腿上，双手扶住，如果要打磕睡，一推这个竹板掉地，咣当一响，立刻警醒，再得振作精神继续坐，所以他这个精行，就是精进修行。”[14]这个解释完全符合陆羽亦儒亦僧的生平行迹和个人修为。
从传统文化背景来看，陆羽提炼的“精行俭德”，其核心精髓就是勤勉奋发以修行、清苦俭朴以养德的“勤俭”二字中华民族美德。无论从前人对茶的历史认识，还是从现代科学对茶的研究检测，茶的天秉德性和自然功用确实如陆羽所言，“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精行俭德”的思想渊源，源自儒佛道三教思想和教义，并深度契合，符合人格完善、修为实践的君子之德和菩萨精神，与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可谓异曲同工。在东方文化传统中，“精行俭德”对人生实践具有较为普适的人文价值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当下社会，当物质财富充裕而精神道德匮乏的时候，“精行俭德”更闪耀出其人类理性的光辉，堪当我们人生修炼实践的座右铭。
四、饮茶风起与禅宗兴盛的同步
现有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茶叶的种植很可能早在新石器时期晚期的东南沿海杭州湾南岸[15]和先秦时期的西南巴蜀地区[16]就开始了。但从零星的种植到成规模的茶叶种植、形成茶产区，至少经过了二三千年的漫长过程。
茶事兴起与禅宗发展几乎同步。关于茶禅历史渊源，中日印等国流传着一则达摩祖师（？-，一说）撕下眼皮变成茶的故事，说达摩祖师当年在少林寺后山洞中打坐，因睡魔侵扰而打起盹来，愤而撕下眼皮掷在地上，日久长出一株茶树苗来，后来一有昏沉懈怠就摘茶叶嚼食，以提神醒脑[17]。后来的禅僧也学习祖师，在坐禅时用茶汤来驱赶睡魔、养助清思。这个故事听来有些佛教的法术神通，却是茶的早期起源与佛教禅宗息息相关的反映。
茶禅文化之渊源，理论上应是茶与禅发生关系之始。这就得从茶和禅起源的历史中来考察。于禅宗而言，系随佛教传入中原后派生而来，中土佛教肇于东汉，禅宗初祖为少林面壁的菩提达摩，以之为中土禅宗之始，已无异议。然于茶史而言，茶经历了由天然采集到人工栽培的漫长过程，人工种茶肇始虽有多说，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说、先秦巴蜀地区说和备受争议的西汉吴理真蒙顶植茶说等，但都在佛教初传中原之前；故而佛教传入中原汉地之时，茶已经如顾炎武所说早在秦人取巴蜀后就从西南迁播开来[18]，结合最新考古鉴定的西汉阳陵出土的茶芽[19]，西汉时期茶在皇公权贵士宦阶层的流行情况，可能比文献记载和迄今研究的实际情况要流行得多。因此，笼统地说茶与中原佛教发生“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时间在东汉时期应是比较可信的（巴蜀地区或许更早）。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茶叶种植的增多，茶与佛教的关系当有所发展。就在南梁时期，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被尊为中国禅宗始祖的古印度南天竺人菩提达摩航海而来到广州，先至南朝都城建业会梁武帝，因面谈不契遂一苇渡江，北上北魏都城洛阳，后卓锡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传衣钵于慧可，开创中土禅宗之法脉。这个时期，茶与禅宗发生直接的关系完全是可能的，达摩撕眼皮的传说很可能是把最早某个禅僧或一群禅僧发现饮茶参禅打坐的妙用后口耳相传、传播开来后附会到达摩名下的。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开宗立派，茶与禅真正开始了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特殊关系。相传隋炀帝建天台“大清国中之寺”天台国清寺，就因开山智顗以茶水治愈了他的眼疾。禅宗兴教于唐，茶事大兴于唐，禅宗的传播与饮茶习俗的流行几乎同步而一发不可收。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相仿效，遂成风俗。”[20]在唐宋之际，佛教中国化、社会化加深，唐朝诸宗大多渐次消亡，禅宗临济宗、曹洞宗、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等五家，形成“一花五叶”，其中又以临济为盛，大行天下，分出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或“五派七流”。两宋更替之间，佛教从北宋时期的临济、云门两派称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式微，过渡到南宋时期的禅、净两宗兼容并进、其他各宗基本衰落的格局；南宋末年朝廷钦定的禅宗“五山十刹”寺院自然全部在南方地区，而北方辽、金地区的佛教也有较大发展。到元朝，西藏喇嘛教和西域外来宗教传入内地，原来的汉地佛教则出现禅律并传之态。整个宋元时期，临济宗在江南地区大兴其道，几乎占据了佛门的大半丛林，时有“儿孙遍天下”之说。其系出多为径山大慧派，史载“宗风大振于临济，至大慧而东南禅门之盛，遂冠绝于一时，故其子孙最为蕃衍”[21]。明清时期，全国佛教中心北移北京，临济宗黄龙派式微而杨岐派一支独秀，几乎取代了临济宗甚至禅宗，在南方各地继续传承，直到晚清才逐渐式微。
自唐宋以迄明清，僧人普遍饮茶之风气相沿不绝，明代诗人陆容《送茶僧》诗云：“江南风致说僧家，石上清泉竹里茶；法藏名僧知更好，香烟茶晕满袈裟。”[22]
五、茶叶主产区与禅宗流播区的重合
植物的起源和分布取决于自然环境诸多条件的制约，形成“种群分布自然区系”[23]特征。植物的种植和移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这种自然因素的制约，但仍需要符合植物生长的基本环境条件，诸如气温、日照、雨水、土壤等。这就决定了原产中国西南的茶叶人工种植区，只能是以亚热带为主要范围，茶叶产区也形成了以北纬30度为轴心的所谓“地球黄金纬度带”[24]。
茶树的广泛种植主要源自佛门寺院。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自古产名茶，名山往往多宜茶，名寺一般都产好茶、名茶。首开茶树规模培植之先河的，主要是寺院的僧人。
唐代出产名茶多半为佛门禅师所首植。陆羽《茶经》所记江南州郡出产的名茶中，许多与佛寺禅院有关。如天下第一名茶“绿茶皇后”西湖龙井，其前身就出产自唐代杭州西湖灵竺一带寺院，北宋时杭州的“香林茶”、“垂云茶”、“白云茶”等，也都产自西湖寺院[25]。唐《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仙芽”、剑南“蒙顶石花”、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也均产自寺院。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历史文化名茶中，有不少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著名的余杭径山茶，为唐径山寺开山祖师法钦禅师所首植。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乌龙茶”，也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庐山“云雾茶”是晋代名僧慧远在东林寺所植。现今有名的“碧螺春”，源自北宋时太湖洞庭山水月院的寺僧采制的“水月茶”。明隆庆年间（-）僧人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后世皖南茶区所产“屯绿”的前身。此外，浙江普陀山的“佛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雁荡山的毛峰茶，安徽黄山松谷庵、吊桥庵、云谷寺所产“黄山毛峰”，云南大理的“感通茶”，湖北的“仙人掌茶”，如此等等，最初都产自于当地寺院。
唐宋以降茶叶主产区与禅宗流播区的重合。通常认为，唐朝中期开始，以陆羽《茶经》所记载的南方产茶州郡为范围，初步形成了后世中国茶叶产区的地域分布格局。《茶经八之出》所记载的产茶之地，计有8道43州郡44县[26]，其范围相当于现今的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江西、福建、广东、广西9省区，与现今江南、西南、华南、江北四大茶产区相比，基本一致。宋元至明清，我国茶产地代有变迁和扩展，但大范围始终没有突破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东缘以东这一基本格局。
如果从唐宋时期佛教尤其是禅宗的流播和禅院的分布范围看，大致上与上述茶产区基本重合。从临济宗在宋元明清的传承渊源和法系分脉看，其分布主要集中在径山寺周遍的浙江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宁波、天台，江苏苏州、扬州、镇江、常州，上海，以及江西洪州、庐山，湖南潭州，及云南、四川等地，只有少数远播到北京等北方之地。直到今天，除了禅宗祖师菩提达摩道场少林寺在河南省登封县、临济宗祖师义玄道场临济寺在河北省正定县外，其他主要寺院，如禅宗第三代祖师僧璨道场山谷寺（在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第四代祖师道信道场四祖寺（在湖北省黄梅县西山）第五代祖师弘忍道场东山寺（在湖北省黄梅县东山），第六代祖师、南宗祖师慧能道场南华禅寺（在广东省韶关市），南岳系祖师怀让道场南岳般若寺（又名福严寺，在湖南省衡山），青原系祖师行思道场净居寺（在江西省吉安县青原山），沩仰宗祖师灵佑和大弟子慧寂道场十方密印寺（在湖南省宁乡县沩山）和栖隐寺（在江西省宜春市仰山），曹洞宗祖师良介和大弟子本寂道场普利院（在江西省宜丰县洞山）和荷玉寺（在江西省宜黄县曹山），曹洞宗正觉禅师道场天童寺（在浙江省宁波市），云门宗祖师文偃道场云门寺（在广东省乳源县），法眼宗祖师净慧道场清凉寺（在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黄龙宗祖师慧南道场永安寺（在江西省武宁县黄龙山），杨歧宗祖师方会道场杨歧寺（在江西省萍乡县杨岐山），虎丘派祖师绍隆道场云岩寺（在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山），径山派祖师宗杲道场径山寺（在浙江省杭州市径山镇），以及浙江杭州净慈寺、韬光寺，宁波天童寺，江苏苏州云岩寺、南京牛首山幽栖寺，江西庐山归宗寺、圆通寺，吉安净居禅寺，福建福清万福寺，湖南宁乡密印寺，广东新兴国恩寺等等，几乎全部在盛产茶叶的南方地区。禅宗流播区域和寺院分布范围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南方特征，“禅区”与茶区基本重合，这是禅宗自身历史发展和空间分布所决定而形成的，也与禅宗、禅僧、禅义与茶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宋元时期，禅僧在“儒士化”的同时，也因僧堂生活和修持实践离不开茶而日益“茶人化”，从而使禅与茶结下了越来越深的千古情缘。
禅宗盛行的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正是中唐以降形成的茶叶主产区，茶区和禅区两者的重合，反映了禅与茶在空间分布或文化地理上的紧密关系。
六、茶叶药用功能与禅僧坐禅入定的契合
茶药同源，茶源自“百草”而为“本草”之长，自古就有茶乃“万病之药”的说法。古往今来，茶的养生保健功能诸如提神醒脑、清心明目、益思开悟、延年益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喝茶有醒脑提神，解除睡意之功，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说：“饮真茶令人少睡，故茶别称不夜侯，美其功也。”饮茶又可去心中的烦闷，《唐国史补》载：“常鲁公随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何物？’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因呼茶为涤烦子。”[27]这是对茶提神醒脑、清心净虑功能的高度概括。现代医学认为，从茶对人的生理作用而言，茶叶含有的咖啡碱能刺激中枢神经，使人脑清醒，精神爽朗，提神解乏，消除疲劳。达摩祖师与茶的故事说来玄乎，但其弦外之音恰恰是茶在坐禅时发挥的提神醒脑功能。
茶可提神醒脑、驱除困魔的功效，恰好为禅家坐禅所用。禅僧以茶供佛祖、菩萨、祖师，遂成丛林宗风。中唐时期茶风大兴，正是得益于禅风之兴盛。后世饮茶成风，禅师始作其俑之功不可没。从禅师坐禅以茶提神，礼佛以茶清供，到禅院普兴茶会茶礼之风，饮茶伴随禅宗的兴旺而发展起来。
唐宋禅院的僧堂仪轨以茶汤入清规，从《百丈清规》到宋元《禅院清规》，对禅院各种茶会记载详尽备至，以茶供佛、点茶奉客、以茶参禅均纳入丛林仪轨，成为禅僧修持和日常僧堂生活的一部分。当时寺院中的茶叶称“寺院茶”，一般用于供佛、待客、自奉。寺院内设有“茶堂”，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举办茶会、品尝香茶；堂内置备有召集众僧饮茶时所击的“茶鼓”和各类茶器具用品；还专设“茶头”，专司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山门前有“施茶僧”，施茶供水。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还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如天台山“罗汉供茶”，每天需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赋予茶以法性道体，以通神灵；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作“化茶”。而僧人最初吸取民间方法将茶叶、香料、果料同桂圆、姜等一起煮饮，则称为“茶苏”。
在宋元时期，以杭州余杭径山寺为代表的江南禅院还普遍举行各式“茶会”，流行用开水冲泡抹茶的“点茶”法。当时江南地区禅宗寺院中的各类茶事臻于炽盛，每因时、因事、因人、因客而设席，名目繁多，举办地方、人数多少、大小规模各不相同，通称“煎点”，时称“茶（汤）会”，俗称“茶宴”。根据《禅苑清规》记载，这些禅院茶事基本上分两大类，一是禅院内部寺僧因法事、任职、节庆、应接、会谈等举行的各种茶会。如按照受戒年限先后举办的“戒腊茶”，全寺上下众僧共饮的“普茶”，新任主持晋山时举行的点茶、点汤仪式。《禅苑清规》卷五、六就记载有“堂头煎点”、“僧堂内煎点”、“知事头首点茶”、“入寮腊次煎点”、“众中特为煎点”、“众中特为尊长煎点”、“法眷及入室弟子特为堂头煎点”等名目。在寺院日常管理和生活中，如受戒、挂搭、入室、上堂、念诵、结夏、任职、迎接、看藏经、劝檀信等具体清规中，也无不参杂有茶事茶礼。当时禅院修持功课、僧堂生活、交接应酬以致禅僧日常起居无不参用茶事、茶礼。在卷一和卷六，还分别记载了“赴茶汤”以及烧香、置食、谢茶等环节应注意的问题和礼节。这类茶会多在禅堂、客堂、寮房举办。二是接待朝臣、权贵、尊宿、上座、名士、檀越等尊贵客人时举行的大堂茶会，即通常所说的非上宾不举办的大堂“茶汤会”。其规模、程式与禅院内部茶会有所不同，宾客系世俗士众，席间有主僧宾俗，也有僧俗同座。可以说，禅风之盛助益了茶风炽盛，茶在禅僧修习实践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徽宗（～）称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清和淡洁，韵高致静”[28]。“淡泊明志，宁静致远”[29]，是人们追求的智慧人生和高尚境界。“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精神皆安，明此养生则寿，没世不殆”[30]。茶道在人格修持和宗教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在于静心。佛家修持实践有戒、定、慧三学，与儒家的宁静致远、道家的静心明道，都反映了人类高级精神活动的基本规律或普遍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清静、安静、宁静、寂静是前提，是基础，是关键，心静则智慧现，心净则菩提来，否则其他的无从谈起。而茶道实践正是营造安静的环境，助益静心、静息、入定，从而灵台空明，生发智慧。
以茶问道、以茶参禅、以茶悟道，是禅僧茶事实践与参禅修持相结合的关键环节，其根本作用是破除昏寐瞌睡，保持清醒，进入并保持禅定状态。我这里打个比喻，就是“清醒地睡着”的状态，这是超乎平常知觉状态下的一种高级神经活动。根据巴甫洛夫创立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31]，高级神经活动是大脑皮层的活动，是以条件反射为中心内容的，所以也称条件反射学说。人类的语言、思维和实践活动都是高级神经活动的表现，其基本过程是兴奋和抑制。所谓兴奋是指神经活动由静息状态或较弱的状态转为活动或较强的状态；所谓抑制是指神经活动由活动的状态或较强的状态转为静息的状态或较弱的状态。不能简单地把兴奋看做是活动，把抑制看做是静止的状态。兴奋和抑制都是一种神经活动的过程，它们指的是这种活动所指向的方向。从广义来看，中枢神经系统的高级机能，除条件反射外，还包含学习和记忆、睡眠与觉醒、动机行为等。由此可见，抑制大脑皮层的条件反射活动，使之处于静息状态或较弱状态，正是人类高级智能活动之一。
佛家的戒定慧，儒家的宁静致远，道家的静心明道，在思维开悟方法上无不与现代神经科学相吻合。尤其是佛教禅宗强调通过持戒摄心，由摄心而入定，由入定而开慧，明心见性，修成正果，了脱生死，觉悟成佛。“打坐”是佛家打开天眼、开发智慧的最有效方法。佛家的“开天眼”包括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五个层次，根本目的是实现个人生命从身到心到灵的依次升华。盘腿一坐，杂念灭尽，一念全无，在寂静虚空中人的感官功能即条件反射功能丧失殆尽，进入“入定”状态，或者说“静息”状态，这时对外界信息的条件反射处于全然没有或较低较弱的状态，人的“自心”“本真”开始清明浮现，从肉体游离开来，进入“空灵”状态，与天地宇宙开始“全息”交流（多维可视、超越时空），达成“明心见性”的觉悟之境。
禅宗在实践这一修持法门时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原因不外乎茶的提神醒脑助益参禅打坐，茶的药用作用符合、满足了禅僧特殊的修持活动——打坐参禅所需要的生理状态。禅宗从“吃茶去”的和尚家风、“以茶供佛”的佛门礼制、“以茶参禅”的修持实践，到把僧堂茶会茶礼仪轨纳入《禅苑清规》，把茶会茶礼当做禅僧法事修习的必修课和僧堂生活的基本功，从而形成完善严密的茶堂清规或茶汤清规，把茶的这种提神功能和助益作用发展到极致，可谓是人类探索高级神经活动或高级认知实践的独门绝法或成功案例，是对古印度佛教“瑜伽”的继承和发展，与儒家的“静坐”“吐纳”、“宁静致远”，道家的“气功”“坐桩”、“坐忘”“无己”等，也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无论哪一门哪一种，都必须抛弃杂念，根除妄想，专心一志，全神贯注，其主要特征是超常入定，无人无我，空明无碍，开启智慧，感悟觉悟。
七、茶之德性与禅人法性的融合
茶源自自然，是大自然的精华，是自然对人类的恩赐。陆羽说茶乃“南方之嘉木”[32]，是大自然孕育的“珍木灵芽”。
茶性清净高洁，具有天赋君子美德。茶生于山野，餐风饮露，汲日月之精华，得天地之灵气，本乃清净高洁之物。儒家认为茶有君子之性，具有天赋美德。唐韦应物（～）称赞茶“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33]，北宋苏东坡用拟人化的笔法所作的《叶嘉传》，把茶誉为“清白之士”[34]。宋徽宗也称茶“清和淡洁，韵高致静”[35]。到现代，已故著名茶学家庄晚芳先生把“茶德”归纳为“廉美和静”[36]，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周国富会长积极倡导“清敬和美”的茶文化核心理念[37]。更有人集大成地提出了茶有“康、乐、甘、香，和、清、敬、美”八德之说[38]。茶德既是茶自身所具备的天赋美德，也是对茶人道德修养的要求。自古迄今，儒释道都赋予茶清正高洁、淡泊守素、安宁清静、和谐和美的品德，寄寓了深厚的人文品格，蕴含了高尚的人格精神。
“茶利礼仁”，“致清导和”，符合禅人法性追求。唐末刘贞亮在《饮茶十德》文中提出饮茶“十德”，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心”、“可行道”都属于茶道修持范畴。茶味苦中有甘、先苦后甘，饮之令人头脑清醒，心态平和，心境澄明。源自自然的茶本具清净、清静、清雅、清和的品质，宋徽宗说茶有“致清导和”的作用。而茶的品格在成就这样的人格的过程中，是最适宜发挥守素养正作用的。一杯清茶，两袖清风，茶可助人克一己之物欲以修身养廉，克一己之私欲而以天下为公，以浩然之气立于天地之间，以忠孝之心事于千秋家国。以茶助廉，以茶雅志，以茶修身，以茶养正，自古为仁人志士培养情操、磨砺意志、提升人格、成就济世报国之志的一剂苦口良药。
于禅门而言，以茶参禅问道，养性修行，正是对茶的妙用，可从茶的清趣中去除习气，涤除积垢，返璞归真，还我本来面目，达到参悟禅理，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己用，于一壶袅袅茶香中抵彼岸，明心见性，彻悟大道。以茶供佛，以茶参禅，这茶不再是普通的解渴清心、涤烦提神的饮料，而是作为“法食”被赋予了高洁神圣的“法性”。可见，茶性与禅人的法性高度契合，茶道与佛法的大道相互交融，臻于茶禅一味、禅茶一体的至高境界。
茶性与人性相通，人性与佛性相通，茶人赋予茶以人性光辉和天赋美德，使得茶在人类精神生活层面扮演重要角色，担当人神对话、参禅悟道的媒介；以茶问道，以茶参禅，助益人们开启智慧，看清人生社会，参透天地宇宙，明心见性，解脱自在，圆融无碍，得大自在，成就圆满觉悟人生；以茶悟道，悟的是人生正道、天下大道，参的是天地宇宙之至道。从陆羽的“精行俭德”，到日本茶道的“清敬和寂”，再到现代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清敬和美”，茶道思想自古就与儒佛道三教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交融圆通，其原因正是因为茶道实践契合人类认识自我和世界、开启智慧法门的基本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茶发挥了涤烦滤俗、澄心益思、格物致知的功能，使人在茶道实践中完成自省、超越、开悟、得道的过程，实现人格完善，达成理想人生。因此，茶堪称是人类通向和谐自由、和悦自在智慧之门的“心灵醍醐”、“灵魂甘露”。
八、茶之至味和禅之真味的和合
茶入佛法，可通禅机，禅僧以茶参禅，妙于点茶，藉此可通禅中三昧。禅宗之顿悟重在“当下体验”，这种体验往往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恰恰就在这一点上，禅与茶“神合”。
北宋元祐四年()底，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出任知州，公务余暇曾到西湖北山葛岭寿星寺游参，南山净慈寺的南屏谦师闻讯赶去拜会，并亲自为苏东坡点茶。苏东坡品饮之后，欣然赋诗相赠，诗序云：“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十二月二十七日，闻轼游落星，远来设茶。作此诗赠之：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39]这里的“三昧”一词，来源于梵语samadhi的音译，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借指事物的要领、真谛。诗中称赞南屏谦师是点茶“三昧手”，意即是掌握点茶要领、理解茶道真谛的高人，足见当时杭州高僧精于茶事。在苏东坡看来，点茶与参法问道一样，达到化境自然悟得个中“三昧”。
茶的滋味很难描述出来，况且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百人恐有百念甚至千念万念，此味正合禅理。当一杯在手，品味着集苦涩香甜诸多味道于一身的茶汤时，正所谓当下一念，茶禅一味。禅宗僧史有则著名的公案，说的是有僧问天柱山崇慧禅师：“达磨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未来且置，即今事作么生？”僧曰：“某甲不会，乞师指示。”师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40]隐指佛法与天地同存，不依达摩来否而变，而禅悟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着眼自身，着眼现实，而不管他达摩来否。就像佛法禅理无时不在，犹如“万古长空”，而“一朝风月”只是当下一念而已。同样，村田珠光感悟到的“佛法存于茶汤”，意思是佛法源自生活，平日生活处处有禅，就如一杯茶汤，茶在水里，水里含茶，茶水交融，浑然一体，只有您端起茶杯吃上一口时，才会体会到茶的存在；茶之与水，犹如念之与禅，当下一念之与佛法禅理，禅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而念只是一瞬之间、倏忽而过，茶汤是甘是香还是苦是涩，全在于喝茶人的当下一念，禅者是否得道开悟、明心见性，也就看他能否于平常处见异常，在机锋棒喝之下灵根一动，慧光电驰。
清人陆次云在《湖壖杂记》中称赞龙井茶时说：“龙井茶，真者甘香而不洌，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则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瀹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41]这是对龙井茶品饮的最高感悟。此处所谓“太和”，其实就是中医药中的“太和汤”[42]，也就是白开水，所谓“太和之气”，正是无论什么好茶饮过几遍都归于淡而无味、味同白开水的真实写照。而禅宗要达到的悟道境界，就是返璞归真，归于平淡，无味之味方为禅茶真味。在这一点上，茶的“至味”与禅的“真味”，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和合一体，和而不同。
禅是一首无字无声的诗，禅是一幅无形无色的画，禅是一杯甘苦自知、醇香清凉的茶，茶中有高妙的禅家智慧。禅得茶而兴，茶因禅而盛，禅与茶有机交融，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相映生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共同臻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43]的东方禅茶文化的至高至尊、至美至善的境界，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值得珍惜和弘扬的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鲍志成，号仰苏正文，笔名沙舟、苏叶嘉，历史文化学者，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传承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传统文化艺术、中外文化交流史、宗教史等学术研究，近年涉及“一带一路”、茶文化史、网络文化等领域智库型研究，已发表论文余篇，出版专著20多部。
[①]董慧：《禅茶文化研究综述》，《农业考古》年第5期。
[②]释慧能著、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年版。
[③]陈香白：《中国茶文化》，第4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年版。
[④]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中国禅宗典籍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年。此外，宗密在《圆觉经疏抄》又举出北宗禅、智侁禅、老安禅、南岳禅、牛头禅、南山念佛门禅、荷泽禅等七宗；《拾遗门》又另作分类，计有牛头宗、北宗、南宗、荷泽宗、洪州宗等五家。不过，这里的“五家七宗”与后来宋元时期的“五家七宗”是两回事。
[⑤]普济：《五灯会元》卷四《赵州章》，中华书局年版。
[⑥]慧能：《慧能诗偈集第一首》，郭朋校释《坛经校释》，中华书局年版。
[⑦]“口头禅”语出宋王懋《临终诗》“平生不学口头禅，脚踏实地性虚天。”最初源自禅宗用语，本意指未经心灵证悟就把一些现成的经言和公案挂在嘴边，装作得道的样子。禅宗以现成的经语、公案，挂在口头，以作谈助，名之曰“口头禅”。
[⑧]吴觉农著：《茶经述评》，第1-4页，农业出版社年。
[⑨]蔡定益：《茶经“精行俭德”一词研究综述》，《农业考古》年第5期。
[⑩]缪元朗：《“精行俭德”新解》，《光明日报》，年12月28日。
[11]鲍志成：《“精行俭德”探赜》，《茶博览》，年第4期。
[12]粘振和：《元末杨维桢〈清苦先生传〉的茶文化意蕴》，《成大歷史学报》第三十七号，年12月，第61-88页。
[13]宗颐：《禅苑清规》卷一《赴茶汤》，中州古籍出版社年版。
[14]《禅茶一味精行俭德最宜茶》，年6月16日《凤凰网华人佛教》。
[15]赵相如、徐霞：《古树根深藏的秘密——综述余姚茶文化的历史贡献》，《茶博览》，年第1期（总81期）；武吉华、张绅编著：《植物地理学》，第9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6]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齐鲁书社，年版。
[17]《达摩祖师与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