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年11月，我才17岁。
屈指算来，离开上海到延吉县勇新公社涌泉二队插队落户已有八个多月了。此时正是长白山的初冬季节，寒意袭人。生产队刚忙过了收割、打场、入仓等农活，进入农闲时节。在东北俗称“猫冬”。集体户的同学们都想家了，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回上海的事情。
但听说“上面”有精神，要求知青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道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让回家。还有一说是珍宝岛战事形势吃紧不让知青回家。而且还听说沿途在龙井、朝阳川、长春等地的火车站以及大连码头，还有拦截上海知青的情况，一经发现一律送回生产队。
涌泉大队其它生产队的上海知青，就有在到达大连被发现送回生产队的。
尽管知青回家的形势如此紧张，但仍然阻挡不住大家回家的愿望和步伐。为了在回家的路上不被人看出是上海知青，我们几个同学集思广益：第一不要一起走，要分别行动，目标小一点；第二尽量少拿行李，路上可以灵活一点；第三最好找旧一点的衣服穿，千万不能穿离开上海时统一发的上海知青标志性服装—军绿色大衣，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涌泉二队距离公路大概有米左右，公路上每天有一班从龙井镇到勇新（有时候到白金）的往返班车。班车到达涌泉的时间，来时一般在上午九十点钟，返回时一般在中午十一点左右。碰到雨雪天或公路损坏，班车达到的时间就没准了，甚至停运。
为了避免误车，动身那天几个同学陪我提前一个来小时到公路边上等车，运气还算不错，那天班车来了。我坐上班车后约一个小时就到了龙井镇。
因集体户的伙食实在太差了，几个月来除了生产队有数的那几次杀猪宰牛时能吃到一些肉，其余时间根本见不到荤腥。所以到了龙井后，我先找一个饭店改善一下伙食，吃饱喝足后才到龙井火车站去买火车票。
事先听说直接买到上海的火车票，售票员会盘问一番，如发现是上海知青的，这张火车票就不卖给你。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只能考虑分段买。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售票窗口，说话时尽量把东北话模仿的像一点，还好，一张到长春的火车票居然买到了。
当天下午我在龙井乘上火车，这个火车车厢看上去很陈旧，座位是用硬木条做的，据说这种车厢是满洲国时期制造的。乘了两站路就到了朝阳川下车，在朝阳川等到晚上再乘坐从图们开往长春路过朝阳川的火车，上车后一看，车厢里坐满了人，询问了好几个座位上的乘客，都没有近处下车的。我只好一直站着，站累了就蹲下或在地上坐着瞌睡一会。就这样迷迷糊糊、疲惫不堪地度过了一整夜。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长春，出站时我心里很慌张，生怕被人认出是上海知青把我送回生产队。幸好这一关没事，出站顺利通过。
走出长春站后，我到售票处查看列车时刻表，琢磨下一段的火车票该怎么买。如果直接买到上海的火车票，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如果买到大连的火车票也不太稳妥，因为已有知青在到达大连后被发现送回生产队的先例。想来想去还是买了一张到公主岭的短途火车票。公主岭距长春约60公里，火车大概一小时路程。
傍晚时分，我用这张短途火车票，挤上了一趟从佳木斯开往济宁路过长春的火车。
上车后，昏暗的车厢里人满为患，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还有大包小包把车厢塞得满满的，不要说座位了，连站的地方几乎都没有，人想走动都非常困难。乘客中听口音大都是山东人，我问了几位座客，他们都是到山海关以远的。
我正犯愁这一夜怎么过时，不经意发现座位底下有人。我也找了一处座位底下的空地，不顾面子就钻了进去。那个年代出门的人带的行李都比较多，不但把车厢里的行李架摆满了，而且在座位底下也有不少行李，想找一个空地不是很容易。座位底下垃圾遍地十分肮脏，但也有好处，一是可以躺着睡觉，二是可以躲过查票的。
由于路途疲劳，我躺在座位底下伴随着车轮的节奏声不一会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突然醒了，就从座位底下爬出来，看看车窗外天还是黑乎乎的。据身边的人讲火车已经过山海关了，我不敢再睡了，开始寻思从哪下车好。我很费劲地从人群中挤到车厢一头，查看贴在车厢壁上的列车时刻表，才知道前面不远就是天津了。
我想天津是个大城市，应该有到上海的火车，就决定在天津下车。
大概凌晨四点多钟火车到了天津站，因为我手里拿的是到公主岭的短途车票，早就坐过站了，怎么出站呢？又是一个难题摆在我面前。
这趟车在天津下车的人很多，出站口查票很严，有车票的人都陆续出站了。我没有车票心里发虚，不敢从出站口走，就到站台内的补票室打算补票。补票室的灯亮着，里面没有工作人员，补票窗口外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站着。当出站的人陆续都走光了，站台上安静了下来。
忽然有两位铁路工作人员带着好几个乘客走过来，他们发现了我。其中一位铁路工作人员问我：你站那干嘛，我回答说要补票，他就叫我跟着一起走。我跟着他们顺着站台走了三四十米便进入一幢平房，平房门里面有一条走廊，又顺着这条走廊没走几步就被领进了一间房间。
这间房里亮着一盏灯泡，光线暗暗的，房间的左侧靠墙有一个长条凳，右侧靠墙对放着两张写字桌，写字桌前坐着一位警察。大家进屋后，这位警察挨个审问有关乘车和车票的情况，一边问一边用笔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
在这些乘客里，有一个五十多岁听口音像是广东一带的男人，他大概是火车票丢失了。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解开裤腰带，从内裤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劳改释放证明给警察看。原来这个人是在黑龙江刑满释放的。
另外几个中年人有男有女好像是农民身份，也说自己的火车票丢失了。这位警察对他们分别作出了补票处理意见，然后由两位铁路工作人员把他们都带走了。
这些人走了以后，房间里就剩下警察和我两个人。我仔细打量了这位警察，他五十多岁，个头不高，四方脸，脸上还有点麻子。他侧着脸没理我，这下我心里可没底了。
我坐在长条凳上胆怯的问：“警察叔叔，我怎么办啊”。
他慢慢地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用浓厚的天津话问道：“你从哪儿上的车”，我说：“从汉沽上的车”。
“那你车票呢”，我回答“不小心丢了”。
又问：“你到汉沽干嘛呢”，我说：“去亲戚家串门”。
其实，汉沽这个地名是刚才火车路过时无意中看到的，我想汉沽离天津不远就一两站路，如果要补票的话也没有多少钱。说完这些谎话，我心里直打鼓、心跳加快。
他接着又问：“你打算去哪儿”，
我说：“去上海，回家”。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有钱吗？”，
我说：“我有”。
“在哪儿呢？拿出来看看”，他用几乎命令的口气跟我说。
我连忙弯下腰，拉开行李袋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肥皂盒，我把钱藏在了肥皂盒里，有三十多块呢。这些钱是父母寄给我回家的路费。
他看到我拿出的钱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你走吧”。
听到他说这句话，我先愣了一下，接着拿起行李袋就走出房门，顺着进来时的走廊向外走，不巧又遇到刚才领我进来的那两位铁路工作人员，他们拽住我的胳膊，又把我带回警察的房间。
警察看到这个情景，不动声色地对这俩铁路工作人员说：“这小子的车票丢了，是我让他走的”。
然后警察对我说：“小子，出门往右拐”。
我一边应着一边赶紧走出房间，向右顺着走廊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大门敞开着，走出大门外面竟然是一条大马路。我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我总算出站了。尽管这时天还没亮，但我的心里却是敞亮的。
我很庆幸在天津站遇上了这位好心的警察叔叔，我想他应该看出我是知青的身份，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非但没让我补票，也没有罚款，反而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
我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先到天津站售票处大大方方地买了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然后找了一个站前饭店，要了一个菜还喝了一点酒，酒足饭饱之后，我乘上公交车去天津西站候车了。
当我在天津西站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时，我那颗悬了一路的心才彻底放下。又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煎熬，列车终于开进了上海北站。
经过四天三夜行程三千公里，当我那浮肿的双脚踏上故乡的土地、呼吸着故乡的空气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终于到家了。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回想起这段插队后第一次回家的艰险历程，心里总还有那么一丝苦涩，难以忘怀。
年3月于北京
后记：
回到上海后，同学之间互相串门、逛马路、去公园、看电影等，整日无所事事、不知所措。在上海过了五个多月空虚、无聊的日子，实在不好意思在家吃闲饭了。无奈之下，于年4月与另外两名同学一起，从上海公平路码头乘船到大连，从大连到龙井沿途转了两次火车，再从龙井乘汽车回到集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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