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陕南小镇长大，镇子的名字叫城关镇，如果你在地图上搜索城关镇，你会搜索到甘肃省文县的城关镇、浙江省开化县的城关镇、安徽省蒙城县的城关镇、湖北省红安县的城关镇......数十个红色标点在公鸡地图上四散而开。但是你搜不到我居住的城关镇，实在令人纳闷，连隔江相望的郧西“城关镇”都在地图上标记得清楚明白，唯独这岸的城关镇却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但是城关镇的人们从来不会为了这种事情感到不平，在百科中写得明明白白：“城关镇，是我国历来对县政府所在地的通称，即“县治”之意；新中国建立后，全国各地有很多县使用“城关镇”作为县治所在地（县城）的行政建制正式名称。”也就是说，城关镇的名字，有些类似于“建国”、“建军”、“抗美”、“援朝”之类的人名，所以，干嘛介意别人也叫杨建国呢？也许你的室友正在和你的大伯分享这个共和国的赐名。
于是，在城关镇，人们不在乎地拥有着雷同的名字。假如你站在清晨龙井市场的入口，呼喊你那被摩肩接踵的买菜人挤得不知去向的朋友时，也许那些中的几个人会同时放下手中的莴笋或者秤砣，齐刷刷地望向你。
名字，在我们当地的方言中，有一种独有的命名方式（或许也不是独有）。假如在过去的北方，人们出生后或许会被父母命名为狗剩子、二愣子之类的小名，南方或许会用囡囡之类的可爱叠声词当做孩子的名字。但在我们的方言中，孩子的小名常常就会用某娃子在代替，如果在普通话里大致等于“小某”的意思。
我的父亲小名叫林，所以他甚至到现在有时还会被我的大嬷叫做林娃子。我的长辈都把一位名字是康的表哥叫做康娃子，我的名字有些奇怪，不能被冠以某娃子这种带着亲昵语气的句式。这似乎是种遗憾，但是假如有人名字叫做“斯”或者“思”之类的，那对他而言这种亲昵的小名有可能就是未来人生回忆时的阴影。
在城关镇，某娃子这种名字，就像之前说到的“建国”一样多，有趣的是，他们常常是并存的。比如我的大伯就叫做建国，但他也被叫茂娃子，这一点曾让我非常困惑——明明某娃子的叫法是根据你的名字来定的呀，因此我的大伯不应该叫做建娃子、国娃子、或者建国娃子吗？
当我向我的爷爷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摇摇头回答我：“可不是这个道理哟。”
好吧，其实在我爷爷告诉我不是这个道理之前，我其实已经知道了。不是你叫什么就会被叫做什么娃子，因为我知道一个例子。
比如喜娃子，他就是一个例子。他叫喜娃子，很清楚的是，他不叫某喜，或者某喜某，亦或是某某喜。但不清楚的是，没人知道他叫什么。
为了闹清楚困扰我的问题，我曾考证过，喜娃子到底叫不叫某喜，或者某喜某，亦或是某某喜。没人能说得清楚，即使是在城关生活了五六十年的老辈子（他们几乎知道镇上每一个人叫什么、来自哪家），也支支吾吾：
“好像是叫李喜吧？是原先住在河坝的那老李家的儿子吧。”
“咋是呢？喜娃子是七几年从竹山那边迁过来的，好像姓张。”
“不是不是，他原先就是个叫花子，到处跑到去要饭，之后在城关这边留到了的。”
“哪个晓得呢？”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辈子发了话，幽幽道：“或许是个鬼也说不定。”
老人们坐在竹子板凳上，阳光被屋檐遮挡出奇异的角度，众说纷纭的身世跟空气中的灰尘一起，缓慢漂浮。
事情如此奇怪，城关镇的人们人人都见过喜娃子，都认识喜娃子，但是没人知道喜娃子姓甚名谁，从哪里来，是哪家人。
为什么呢？城关镇的人几乎知道每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来，是哪家人，为啥喜娃子就这么特殊呢？难道他真如那个故作神秘的老头说的，是个鬼不成？
想到这里，我恨不得马上把喜娃子揪到面前来，一把拽住他的肮脏的破衣领，质问他，把他的来历统统问个清楚明白。我知道，他不是个鬼，他只不过是个烂要饭的、疯子、穷鬼、污秽的流浪汉，而不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说来奇怪，平日你不想看见喜娃子，他偏出现在你跟前，但当你想找他，想看见他时，他反倒不见了。
在找不见喜娃子的日子里，我倒是想起了喜娃子的事。
在我还是断腿儿的小弟的时候，我曾经跟着他们四处招摇。他们高年级的走在前面，带着他们的穿着彩色帆布鞋齐刘海的女朋友，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学着他们略带罗圈加外八的跳跃式走路法——不要觉得好笑，那真的是很难掌握的，要用那种走法走出傻和屌的分别，可是需要做一番研究的。
我们逃课，去烫发抽烟打台球，或者去爬山，在山顶抽烟喝酒烧一些干枯的树枝和塑料泡沫。我们定义自己为混社会，我认了断腿儿当哥哥，相当于找了后台。我为自己定位帮派军师。好歹是用脑子的，不是打架当炮灰的普通小弟，我如此安慰自己。
在我当断腿儿的“帮派军师”的日子里，我算是第一次认识了喜娃子。那次，我跟在断腿儿后面，他和女朋友以及兄弟伙们吃完烧烤喝完酒，要去绣屏山上玩。我知道，“去绣屏山玩”的意思就是去绣屏山上打野炮，他曾跟我展示过那些他扔在山路边树丛中的避孕套，并且许诺，等我再混几年，也会有这一天的。
断腿儿和兄弟伙们都喝了酒，当他不能再用标志性的屌不甩的外八姿势走路了时，你就知道他醉了。我们当然知道断腿儿醉了的时候是更千万不能惹他的时候，可惜喜娃子不知道，他竟然就这么走进了断腿儿的视线范围。
之后的情景是：断腿儿拿着半块空心砖，岔开腿跨站在喜娃子身上，喜娃子的马尾巴头被扯开，血让污糟的头发结成块黏在头皮上，像只狗一样侧躺在居民楼二楼的地板上，这时我第一次看清了喜娃子的脸。怎么讲呢，他长得像MTV里的藏民，再加上他的长头发和肮脏的大衣，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容中尔甲。在我观察喜娃子的时候，断腿儿叫了我一声。突然，他的脸上突然有了两点凌厉的光，他睁开了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感觉他像个恶鬼。
回到不久之前，在醉酒的断腿儿看见喜娃子的时候，断腿儿就像豹子接近猎物一样，悄悄向喜娃子靠近，之后突然飞起一脚，踢在喜娃子的背心，喜娃子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仰面摔了下去，但他几乎立马爬了起来，摆出阵势准备反击。他看见地上的空心砖，怪叫着捡起来，把砖头抡圆了举在头顶，作势要砸死断腿儿。但断腿儿没有躲，而是一个箭步冲上前，径直地夺下了砖头，喜娃子见状扭头就跑，断腿儿攥住砖头，异常快乐地追着一瘸一拐着狂奔的喜娃子。
喜娃子跑进了路边一栋三层的居民楼，他像受惊的野猫一样躲在二层楼道的煤箱里。断腿儿不疾不徐，从煤箱里揪猫一样揪出满身煤灰的喜娃子，这时喜娃子发出了震人心脾的尖叫，叫声像是汛期的洪水警报，但带着哭腔。居民楼的住户打开了门缝，探了一眼又悄悄关上，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唯有尖叫声响彻楼道。
令我宽慰的是，喜娃子之后并没有来找我麻烦，毕竟一个流浪汉凭什么来找我的事。但是他应该记住我的脸了，或者知道我是谁了，我当时惶恐了好几天，他知道我的名字，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就是敌在暗我在明，我活活暴露在他的面前，我跟无缘无故打他的人是一伙的，我幻想了无数次喜娃子会在什么时候在哪里用什么武器来堵我。那几天我出门时都会仔细观察有没有可疑的身影尾随。
几天后，当我终于相信喜娃子应该不会来了的时候，我却并没有如释重负，反而更害怕了，因为我担心喜娃子会不会就那样被打死了。
那之后喜娃子消失了一阵，又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人民路。
那天我被妈妈拉着去超市买米买油，我要帮我妈提油提米，不然她一个人提不动。当我们回来时，我们看到人民路的县政府门前围了一大圈人，我们以为是卖艺的人或者是理由新奇的“乞讨者”（乞讨者跟叫花子太不一样了），我和我妈提着手里的东西伸着脖子凑上去观看。
我看到喜娃子时又惊又喜，惊的是他竟然又回来了，喜当然是喜还好他没有死掉。不能让他认出我来，我这么想着，顾不得手上的一桶油，我第一时间把脖子上的口罩拖到了脸上。当我定神看他在做什么时，我发现喜娃子竟然是跪在地上在写粉笔字，最让人惊讶的是，地上的字不仅整齐得如同切好的卤水豆腐，而且写得优雅俊秀，如果我那因为擅长书法而被提拔的爸爸来到这里，他也不得不承认喜娃子的字是练过的，而且练得很好。
我看着地上画龙一样的字块，想认真辨认他写了什么，可惜那时我看不太懂繁体字，只能认得几个“在共XX毛主席领导下”“年高考”“顶替”“窦娥冤，冤不及吾也”这样的字句，串在一起也猜不出意思，但意思不重要，我当时只想知道的是，喜娃子有没有在地上写出落款——连我也知道喜娃子这是在写一个正式的东西，正式的东西都得署上自己的名字。我问妈妈，地上写的是什么，她径直拉着我走掉了。我没来得及说话，油桶都还没提稳，听得人群中发出一阵骚乱，我一边被我妈拖着，一边奋力地扭头回头看，只看见喜娃子被几个穿着绿色制服戴着眼镜的人大声呵斥，他一声不吭，继续在地上写字，口中念念有词“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绿色制服看他不听，冲到喜娃子面前，一把把他像揪猫一样揪了起来，他的粉笔落到地上，被绿色制服的黑皮鞋踩了个粉碎。这时我的头被我妈扭了回来，她斥责我说小孩子不要老爱凑热闹，迟早会惹出事来。尽管我的头被扭了回来，看不见喜娃子被怎么了，但我清清楚楚听见县政府、人民路，也有可能是整个城关镇上空响起一片汛期警报，带着哭腔的那种。
之后，喜娃子毫无意外地消失了，再次见到他，就已经到了某年春节了。
某年春节，我回到老家。过去城关镇的春节不是很热闹的，人们都在家里，中午吃年前包好的包子饺子，下午就去各个亲戚家里吃饭、打麻将。但是那一年的春节，城关镇政府组织了一次春节庆典活动，其实就是让各个单位排练一些舞蹈，在初一的早上从政府出发，沿着人民路一边走一边跳，直到绕城区一圈为止。
我本无意参加或者去围观这种活动，但因为我妈也是这次税务局的表演人员之一，我被她叫去给她拿衣服送水。因此，那年初一，我难得地起了个大早，提着我妈妈的衣服和茶杯,跟着游行表演的队伍。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队伍由不同单位的人组成长短不一的方块，每个方块内是统一服装的表演队列，队伍的前排是鼓号队——其实也就是锣、鼓、镲、唢呐这些乐器——在跨擦跨擦地在进行着伴奏。
我跟着我妈所在的队列，她们在表演着类似于东北秧歌一样的舞蹈，那是她们经常跳的广场舞，因而驾轻就熟。我跟着队伍，一路走着，因为城关镇的城区非常小，其实就是沿着山脚围起来的一小片盆地，所以整个表演虽说是要绕城关镇一周，但也不过半个多小时而已。
咚咕隆冬咚咕隆冬，没多久就快到了终点县政府，妈妈应该很累了，可她没有丝毫的懈怠，我走在队伍的最后，想着一会把热茶和衣服快点递给她。
队伍停在县政府门口时，县委书记等人来了，他们站在县政府的九级黑色大理石台阶上，站在高大的由两根大理石柱子撑起的欧式门廊下，代表政府进行讲话。
领导的讲话一如既往地漫长，而我担心提着的茶会不会凉掉，因此当听到领导说出“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的时候，我不禁随着人群发出一声欢呼！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表演队伍开始进行最后一次的压轴表演，我看见包括我妈妈在内的所有人都使出了自己所有的力气，把秧歌舞全力甩开，在每一个动作上都力求最美最好，前排的锣鼓声伴随着敲锣老汉滴下的汗珠，在此时也达到了音量与气氛的最高点。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喜娃子。
他在人群的最后，那一刻只有我看到了他。长马尾在春节的冷风中上下飞舞，我看见他的脸上化了污糟的妆，眼影和口红都像雪里的炮子纸皮那样鲜艳。他穿着一身本是鲜绿的棉袄，上面沾满了结成硬块的泥，最引人瞩目的是他腰上的那只船——一只真正的，崭新的，被漆成大红色的旱船。他双手持着旱船的两沿，手捏成兰花指模样，随着锣鼓一上一下地跳跃着浪扭着，他的脚微微踮起，时而交叉时而旋转，如同在花丛间飞舞。
锣鼓喧天，人们都在狂欢般起舞、鼓掌，喜娃子在人群最后玩船。表演的队伍跟着锣鼓的节奏舞蹈，喜娃子的船却自己浪荡。
当喜娃子朝着我骚媚地笑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可怖的真实的快乐。
从那时起，谁还关心喜娃子到底叫什么呢？
透明季风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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